韩非子生活在战国晚期，是韩国人，就是现今的河南新郑，新郑就是郑韩的故城。他生于韩国王室，是韩王子之一，战国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根据《史记》记载，韩非精于“刑名法术之学”，与秦相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韩非因为口吃而不擅言语，但文章出众，连李斯也自叹不如。他的著作很多，主要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
　　韩非是战国末期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哲学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却被古人认为是个阴谋学家。韩非的著作也的确有一大部分关于阴谋的论述。
　　韩非是个结巴子，可有一手漂亮的好文章。要说阴谋学家，古今中外最为被帝王推崇了。包括现如今的政坛和职场。你要统治一个国家，不懂玩手段，玩权势，那是瞎扯淡，肯定玩不长。战国时代的韩非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
　　还有如今的职场，你想升职，就要会混，懂得升职之道。否则门也没有。职场中玩的阴谋诡计，绝对不比政坛差。作为韩国公子，韩非目睹战国后期的韩国积贫积弱，多次上书韩王，希望改变当时治国不务法制、养非所用、用非所养的情况，但其主张始终得不到采纳。韩非被迫退出政坛著书，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著作，洋洋十万余言。
　　后韩非被韩王派遣出使秦国，于是文采斐然的韩非为秦王嬴政所赏识而倍受重用。由于李斯提出灭六国一统天下的通天大计，而首要目标就是韩国，但作为韩国公子的韩非与李斯政见相左（韩非主张存韩灭赵），妨碍秦国统一大计，廷尉将其投入监狱，最后逼其自杀。韩非自杀于云阳，现今陕西淳化县西北处。
　　据史料可考据韩非故土在西平县出山棠溪北岸的韩堂村。韩堂村建有韩家祠堂，而后迁至出山镇西南，韩堂村留名至今。
　　韩祠为韩家宗祠，何代修筑无考，但每年春节韩姓子孙敬奉韩家宗祖一直延续，韩祠历代修复，破损于解放初，1958年在此建出山礼堂，有“思辨”碑石一块，村人说曾盖在西街井口，后无下落。
　　过去，人有等级，家分高下，官吏贵族都居住城邑，一般小城在内，大城在外，其间，也有官宅。韩堂村位置古地名有韩宅，实际上在棠溪城之外，是韩非这样的小贵族居住的地方。韩国铸剑，冶炉城，棠溪城有酒剑作坊，主要居住铁官，别领户官吏和贵族，那实际上是政治中心。
　　韩非著书之余时常登临的孤愤台尤存，位临棠溪岸边，原是一处高地，松柏银杏苍苍。之后，孤愤台渐渐之低小，乡民们平素叫“孤坟摊儿”，考古和被盗均未发现萌基，专家考证应为“孤愤”台，正好符合韩非“驱车劝谏韩玉不用”而闭门著书的历史事实。韩非的《孤愤》、《五蠹》《说难》、《说林》、《从内储》五书，十万余言，字里行间，叹世事之难，人生之难，阅尽天下，万千感怀。韩非死于秦国，终年47岁，
　　有记载说，韩非尸体运回韩国，葬在故土，即孤坟摊处，还说葬九女山古墓群。事实上，诸子百家的各种论辩原本属于是学术界的百家争鸣，不是政治。但是历代统治者，特别表现在社会大动荡的战国时代，不同的统治集团都在利用这些学术观点成为自己的统治手段和工具。其中儒家的中庸、忠君和法家的极权、权术等特别受到青睐。所以从战国到后来各朝代，都会推崇儒法两家。说明白一点，统治者利用法家治理国家形式，利用儒家统治百姓思想。二者没有本质冲突。韩非虽死，但他的思想却在秦始皇、李斯手上得到了实施。韩非著作吸收了儒、墨、道诸家的一些观点，以法治思想为中心。他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被称为法家之集大成者。
　　韩非着重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为一本。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同时指出，申商学说的最大缺点是没有把法与术结合起来，其次，申、商学说的第二大缺点在于“未尽”，“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韩非子定法》）
　　韩非按照自己的观点，论述了术法的内容以及二者的关系，他认为，国家图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权术，同时臣下必须遵法。同申不害相比，韩非的“术”主要在“术以知奸”方面有了发展。他认为，国君对臣下，不能太信任，还要“审合刑名”。在法的方面，韩非特别强调了“以刑止刑”思想，强调“严刑”“重罚”。尤可称道的是，韩非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是对中国法制思想的重大贡献，对于清除贵族特权、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韩非认为，光有法和术还不行，必须有“势”做保证。“势”，即权势，政权。他赞赏慎到所说的“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难者》），提出了“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的论点。
　　韩非的全部理论导源于荀子“性恶论”思想和建立封建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国家的政治目的。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利害关系，人的心理无不“畏诛而利庆赏”（《二柄》），人君的职责就在于利用“刑”“德”二手，便民众畏威而归利。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就是朴素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改革图治，变法图强，是韩非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内容。他继承了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思想传统，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观点，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五蠹》）
　　韩非用进化的历史观点分析了人类历史。他把人类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当今几个阶段，进而说明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那种想用老一套办法去治理当世之民的人都是“守株”之徒。
　　韩非的进化历史观在当时是进步的。他看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并用这种发展的观点去分析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韩非把社会现象同经济条件联系起来，这在当时是难得的。韩非对经济与社会治乱的关系有了初步认识，注意到人口增长与财富多寡的关系，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人民众而货财寡”会带来社会问题的思想家。韩非反对天命思想，主张天道自然。他认为“道”是万物发生发展的根源，“道”先天地而存在。有了“道”才有了万物，“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维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宇内之物，恃之以成。”（《解老》）韩非同时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理”这个哲学概念，并论述了它与“道”的关系。他认为，“道者万物之所成也，理者成物之文也。”（《解老》）“理”在韩非看来，就是事物的特殊规律，人们办事应该尊重客观规律。
　　韩非的认识论继承了先秦哲学中的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他提出的反对“前识”和“因参验而审言辞”的观点，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韩非反对“前识”的观点。所谓“前识”，就是先验论。韩非主张“虚以静后”，通过观察事物得到认识而非妄加揣测。
　　韩非提出了“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奸劫弑君》）的著名论题。“参”就是比较研究，“验”就是用行动来检验。韩非认为，不经过“参验”而硬说是如何如何，是无知的表现；不能确定的东西而照着去做，是自欺欺人。因此他主张“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显学》）。韩非思想中有不少辩证法的因素。看到事物不断地变化着，指出“定理有存亡，有生死，有盛衰。”“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为常。”（《解老》）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矛盾”的概念。他所讲的矛与盾的故事，对人们分析问题表达思想至今仍有着深刻的启发作用。
　　韩非的政治思想为中国封建统一事业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的哲学思想包含了相互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开拓了人们的思路。韩非不愧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思想家。《韩非子》是韩非主要著作的辑录，共有文章五十五篇，十余万字。里面的文章，风格严峻峭刻，干脆犀利，里面保存了丰富的寓言故事，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