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那些无法轮回的瞬间
记忆里,第一次在没有父母的陪伴下走出家门,是在1993年。那一年的端午节,我很馋,家里没有包粽子,在大概半里外的姥姥家包了粽子,我很想去吃。
我把想法告诉了父母,他们认为,我纯粹是说说,不会真的去的,便一口答应:“那你去吧!”我便真的去了。
首先走出了家门,不慌不忙穿过了加工厂家属区的四条巷子,走上了大路。路上的车很少,自行车也很少,认识的人更少。进了第九师医院的大门,门口是被人们称为“小炉匠”的理发店,接着是医院的老厕所,然后是医院的机关草坪。
我脚步没停,从草坪走到头,走进了医院的车库区,当穿过车库区,就看到了家属区,我立即兴奋起来,带着小跑就到了姥姥家。
姥姥家的门是开的,我一迈进门,第一眼就看到了粽子,姥姥有点奇怪的问我:“小龙,你咋过来了,就你一人?”
我也没多的回答,眼睛盯着粽子,说:“粽子甜吧?”
姥姥笑了,递给我一个,我手忙脚乱地剥去外面的棕叶,等姥姥给我拿来一碟子白沙糖时,棕子已被我吞下大半个了……
如今,那个理发“小炉匠”鲁师傅已经去世很多年了,九师医院大门口的厕所早被填平,而挡在家属区前面的车库,也已经拆去。
1994年,上幼儿园的我第一次“逃学”,而这次逃学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给去世的爷爷奶奶上坟。父亲骑着大杠自行车,杠子上绑着一把圆头铁锹,后座上坐着我。我和父亲一起到了西大梁坟地,找到了爷爷奶奶的坟头,父亲拿着铁锹,给坟头不停加土。不一会,父亲把铁锹给我,让我往上扔几铁锹土。上完土,父亲和我就拿出昨天晚上折好的黄纸,一叠叠的点燃,父亲一边烧着纸,一边对着坟头念叨着。平常都是我叫父亲“爸爸”,而这次,是父亲对着坟头在说:“爸、妈,我来给您上坟了,给你烧钱来了,还有你们的孙子”。于是,在父亲的指导下,我跪在地上,向从没谋过面的爷爷奶奶磕头。
1995年,我准备上一年级了,弟弟也准备上学前班,我们经常在周末一起到姥姥家玩。对于独生子女的我们来说,舅舅姨姨家的同龄小孩,与亲兄弟姐妹也就差不了多少了。而那时,其它几个弟弟妹妹还没有出生,姥爷就喜欢带着我和弟弟一起到离家不远的额敏河玩。我们每次去基本都是周日的下午六点,我和弟弟经常在淹没脚脖子的浅水里捡石头、打水漂,而姥爷就喜欢坐在那里看夕阳。当时的我,心中一点也不喜欢夕阳,因为每当我们看到的时候,它已经将要落山了,而日落西山,也就意味着我们要回去了。
如今,姥爷已经离世十六年了,而额敏河的河水依旧在潺潺的流淌着。
二、那些魂断蓝桥的梦
记忆里自己是个很容易被感情鼓舞的小孩,特别是小时候一度崇拜电影《甲午风云》中的致远舰管带邓世昌。他的那些慷慨激昂的话我至今仍然记着:“难道我大清保卫自己的江山是轻举妄动?难道我北洋水师出海抗击倭寇的侵略是惹是生非?难道倭寇卑鄙的偷袭不宣而战反而是我大清在肆意挑衅?难道我们只有任人宰割坐以待毙?”“吉野号是日本舰队的旗舰,撞了吉野,我们北洋水师将反败为胜!”也最憧憬着他最后把帽子去掉,将辫子盘在脖子上,沉着、愤怒地开着致远号铁甲舰撞击吉野的那份凛然。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也想当一名民族英雄,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像邓世昌一样撞沉日舰、抗击倭寇。于是那时候一直想当一名军人,经常翻出家里的磁带,找到诸如《我爱着蓝色的海洋》或者《我爱祖国的蓝天》之类的爱国歌曲,听上一遍又一遍。
再长大些了,看了电影《林则徐》、看了电影《孔繁森》,觉得自己当不了民族英雄无所谓,如果能当一名正直的官员,也是好的,不说精忠报国,起码做到有恩于百姓,造福于百姓。
而在我心中,做官本就是件很神圣的事儿,起码文化知识特别是古文化知识要相当丰富。看看吧,大诗人白居易是江州司马、大词人苏轼是黄州团练使。也正因为如此,作为一名清官,成了我一直的追求。
如今,这些梦想戛然而止了,新的世纪不再需要清官,新的世界不再需要民族英雄。这个社会被某些人渲染的理想就是要什么就能用钱买到什么,成功就是坐上某某品牌大区的经理。而中国古官场之中要奴才不要人才的痼疾再一次出现在了华夏的每一个角落……
三、那些被人嘲笑的曾经
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家里给了我一个单肩帆布的旧书包,我就背着去上学,如今这种书包在很多知青的电视剧中可以看到。当时班里面不乏有很多家里生活条件优越一些,能或者说是舍得去买新书包。我清楚的记得那时候班里有个农九师糖厂的一个同学,他嘲笑我,说我老土,之后又起哄让班里的其他同学来参观我的书包,让我尴尬万分,内心有种说不出的难过。
后来我想明白了,世界上就是有这么些欠抽的人,总是喜欢拿别人来说事儿、总是喜欢嘲笑别人、总是喜欢讽刺和挖苦别人。他们越是这样,就越显得心中的渺小、恐惧。真正强大的人,就要有“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的那种豪迈。
也正因为这样,凡是今天或者以后,再有看不起我的人,我会对他淡然一笑,然后在心里将他彻底拉黑。看不起自己的人,自己何必沽名钓誉的去看得起他?
四、正视自己,当年的“龙鳞”还剩下几片
对着镜子,看着自己。
当年那个志愿报效祖国的人哪儿去了?在听到我国主权受到敌国蓄意挑衅的时候是否还是一如既往的义愤填膺?是不是到了发工资的时候还有捐出一个月工资的这种爱国愿望?是不是心中常存着“不教胡马度阴山”的万丈豪情?
也许我会说,会的,还会有这种愿望,只是已淡然了。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和大多数人一样,心已被一步步冷却了,看看,每年贪污受贿境外出逃的“人民公仆”有多少?每年草菅人命鱼肉百姓的“好干部”又有多少?每年道德败坏胡作非为的“父母官”又有多少?为什么用百姓的命去救这些败类的命?为什么用百姓的身体去筑成新的长城而不是用他们的命去修筑。
中国百姓是世界上比较质朴的百姓,只要国家一呼喊,基本都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但一朝一代的“防民胜于防川”的政治纲领,让百姓学会了投机取巧、学会了明哲保身、学会了精打细算。而这,又究竟是谁的错?
当年那个愿意做一番事业,心中有抱负的那个人,还是自己吗?答案当然是自己,但已经没有底气说“是”了。
如果说古代社会是读书人是士大夫的社会,那么现在则是商人的社会。商人制定着一切,包括人的理想。如果没有那么高的房价,人民的幸福指数会很高,会很快乐的去当医生、当老师、搞科研,但诺高的房价,让人民背上了沉重的负担,每天在干好本职工作的时候,还要想着欠着国家多少钱,生活中充满着焦虑、工作中充斥着浮躁。看一看,目前所有22—30岁的青年的梦想都是出奇的一致——买房子,买汽车。
当这个愿望像鸠占鹊巢一样将心里的梦想都挤出去后,我忽然感到悲哀——我不是真正的我了,无非是谁的副本而已。失去了自我的自己,还有什么底气去说“梦想”二字?
末了,我又想起了那首曾经唱的热血澎湃的歌曲《我爱祖国的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