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家风对每个人会产生的深远影响，不由得想起另外一个论点——“血统论”。稍年长的朋友一定还会对那个讲究血统年代记忆犹新。
　　那是一个可怕的年代，神州大地上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沦陷了，沦陷在一个充满血腥和暴力，讲血统、唯成分的怪圈里。社会上流行着两条形象之极的对联“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混蛋”。所有的人和事，都被打上了血统的烙印，阶级的烙印。
　　血统论和阶级论所宣扬的，也是一种家庭、家族、以致到一个阶级对后代的影响。血统论是一种封建思想，主张祖先长辈的血统决定个人的前途命运和发展方向。当年著名的勇士遇罗克，因为撰文批判血统论和唯成分论，竟被判了死刑！对那个时代血的教训，使我们必须警惕一个重要问题——当我们提倡树立好家风，宣传家风对子孙后代重大影响力，特别是撰文证明：家风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时，切切不可走进了血统论的歧途！
　　著名的杨树桐先生，在他文章《漫谈家风》中引用了美国两个著名家族：爱德华和珠克的资料。他用大量数据，极有说服力地表明：一个家庭或家族，其家风的好与坏、正与邪，那是有长远影响力的，那是有强大渗透力的，它会长远地影响到许多代后人的成长。
　　就因为爱德华是位德高行洁、博学勤勉、多才严谨的人。他的后辈儿孙，出了十三位大学校长，一百多位教授，八十多位文学家，六十多位医生，还有一人当过副总统，一人当过大使，二十人当过议员。
　　而同样因为珠克是个酒鬼、赌徒、无赖，终生浑浑噩噩。他的子孙后代，三百多人是乞丐、流浪汉，四百多人因酗酒致残或死亡，六十多人犯过诈骗、盗窃罪，七人是杀人犯，后代中没有一个是有出息的。
　　我完全可以相信杨先生的资料没有问题，在美国一定存在这样两个家族。我也非常赞同杨先生关于：“一个家庭或家族，其家风的好与坏、正与邪，那是有长远影响力的，那是有强大渗透力的，它会长远地影响到许多代后人的成长。”这个观点。
　　但是，我不得不向杨先生提出一个值得商榷的重要问题：是不是只要一个人自身非常出色，或者是极端丑陋，他的子孙后代就一定会重蹈覆辙，走出一条与前人完全相同的人生轨迹？这样的极端化是不是已经出现了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我们在大力提倡家风重要性的时候，正在滑向唯成分论和血统论的边缘？
　　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家风固然非常重要，但绝不是形成一个人思想品质的唯一影响力。即便一个由良好家风熏陶成长起来的人，也既有可能在以后物欲横流的金钱社会里沦陷！这种极端的例子同样也比比皆是。可见，我们对家风在对后代的影响力讨论时，还是要讲一点辩证法，考虑一下任何事物的两面性。不要让自己善良的本意，变成了另一把杀人的利器。因为并不是每一个出生在下九流的人，长大注定是个罪犯，或者永远只能是下九流。同样，一个出生优秀的人，也未必就一定成才。
　　时下某李案也是很好的说明。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说：假如没有李子犯罪，李家一定被作为宣传好家风的一个典型！因为是龙种，又岂会生出老鼠来？
　　在今天如此复杂的社会中，已经不是哪一种教育方式和手段，可以去保证我们的子孙后代健康成长。这个属于思想领域的重大课题，并不是靠一次次提倡与宣传，就可以达到目的。那是一个思想领域的重大工程，需要我们一代代不断的努力，从方方面面一起去做。在提高全民素质的同时，让良好的家风逐步形成。请记住：家风不是写在纸上，贴在墙上，挂在嘴上的东西。它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是刻在灵魂里的一种潜在影响力。同时，也必须牢记：家风的影响力并不万能，也和世风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是划不了等号的。
　　家风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家风有很厚重的传承性，是无需置疑了。但是，我们还必须了解，家风同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在不同的时代，都会有这个时代最典型的一种时代精神。家风，是一种有着明显社会影响力的精神层面的东西，不可避免会被刻上时代鲜明的印记。我们这个时代所提倡的家风，可能会传承许多历代的优秀内容，却也一定会有这个时代必须增加的内容。
　　在前面几篇关于家风的论述中，曾经指出：家风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阶级性和民族性。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家风，同样不同的阶级，也会宣扬符合增加阶级利益的家风。不同的民族同样会弘扬可以代表自己民族利益和民族风貌的家风。这本就是家风这种属于上层建筑，精神层面的物质，自身存在的特质。我们完全不必去避讳这些特征，比如，家风存在的阶级属性。这并不是什么人承认，或者不承认的问题，而是它自身的特质。当然，今天，我们已经不再提出所谓阶级矛盾，或者阶级差异。但是，并不意味否认曾经的存在。我们不妨自己去分析一下，至今可以找到的那些关于某个家族的家规、以及有文字记载下来的家风。除去一些中华民族共同的美德，一定也会有一些新时代需要摒弃的东西。我们是不应该一揽子全部接受和传承的。
　　我在前篇《世风与家风》中，引用杨树桐先生一段关于文化对家风的影响力时，已经指出同意杨先生这个观点，即文化素质会对家风产生很大影响。但是，同样也指出了杨先生论述时存在的严重偏颇。
　　杨先生说“特别是从隋大业年间开设以科举考试擢拔才俊的制度以来，不仅高门大户，便是寒门庶户，也要倾力供孩子读书，期盼学子金榜题名，以光耀门庭。可以说，绵延了一千二百多年的科举制度，不仅是我国育才选材制度上的一个伟大创举，而且在提升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素质方面，也居功甚伟。这种“学而优则仕”的选材制度，也造就了千万个“书香门第”，使文化的因素在匡正家风的进程中发挥了强大的影响力和渗透力。”
　　杨先生的这段话非常明确的提出了自己的观点：1、中国的科举制是伟大创举；2、科举制对中华民族文化素质提升居功至伟；3、“学而优则仕”是唯一正确的选拔人才的渠道。4、金榜题名、光宗耀祖的观念，可以起到匡正家风的作用。
　　鄙人以为，杨先生这四个关于家风的观点，就有非常鲜明的阶级性。毫无疑问，上面的这些观点都属于士大夫阶级。我们可以不去讨论这些观点是否正确？或者是否有部分可以提倡？但是无疑，这些观点带有十分鲜明的士大夫阶级的特质。
　　鄙人查阅了大量关于科举制的相关资料，可以确认，科举制的确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伟大创举，科举制度对社会成员“逐级培养筛选、一一对比淘汰”的程序性步骤，得到全世界各种文化组织的认可和接受。成为了现代公务员制度、中高考制度、技能职称评定制度、体育竞赛、的核心程序。也是全世界普及度最高，使用度最广，支撑着整个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社会智商能力挑选”核心制度，已经成为全世界都复制拷贝执行的世界性文化。
　　纵观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才。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当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进士者，多数都非等闲之辈。
　　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必经之路。
　　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推动是出于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灵性的渴望；但客观上由于科举入仕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
　　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份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以百万计。当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生活的基层知识份子，这样对知识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于这些读书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产物，学习的亦是相同“圣贤书”，故此亦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和向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