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史上，广州有过多次悲壮惨烈的起义。同盟会领导的即有三次之多，发生在1911年4月27日的那次影响最大，枪杀广州将军孚琦，牺牲八十多人，在菊花怒放的黄花岗上，留下七十二烈士陵园。
　　广州有很多红花岗，据我所知就有三个。一个在岑村，一个是七十二烈士墓。民国建立后，南方执政的国民党崇尚黄色，对菊花情有所钟，认为菊花傲霜斗寒，节操高尚，就把埋葬辛亥英烈的山岗改名黄花岗。这次改名与以后激烈的国共党争无关，时间远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前。
　　1927年12月11日，从血海里爬出来的共产党人，继南昌、秋收后，在广州又一次打响反抗的子弹，并且仿照巴黎公社的模式建立广州公社。短短三天，起义就被粤系军阀镇压下去了。随之一周之内，粤系武装大肆搜杀红领带。在今中山三路附近的山岗上，烂漫的红土覆盖了五千七百多个英名。这个山岗也叫红花岗，如今成了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与黄花岗是近邻，只隔两公里。
　　三分钟车程，就把历史割成两半，让人感到无奈又无情。七十二烈士墓的近百名先烈，是为了创建五族平等的民国而舍身取义；以张太雷为首的五千七百多先烈，却是为了推翻这个民国而血染南粤。两次起义相隔十七年，两个政权的替换也只有三十七年。白云苍狗，变幻无常。
　　当然，他们都是对的。在国家逐步沦落到半殖民半封建的泥潭里，不奋起救国还叫革命者吗？在国民党举起屠刀残杀工农，不奋起反抗还叫共产党吗？
　　但革命的第一步就是破坏，这为古今中外的历史所证明。特别是仓促成功的革命，其组织和人员都没有储备妥当，接管政权还需要旧势力，引起的后遗症更大。财产的损失不说，单是人口的损失就触目惊心。清末全国有四亿人，到民末也只有四亿五千万。同样的三十七年，四九年到七六年，人口接近八亿。按同等的增长率计算，民末差了两亿人口。
　　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中国人到哪里去了？死于天灾人祸，或者是应该出生而没有出生，躲避这个灾难深重的时代。这就是革命带来的间接后果。
　　四九年的革命准备充分，社会很快就恢复程序，走上正轨。但也是砍了几千万人头，才达到稳定政权的目的。
　　这天我先后在两个陵园里闲步，凉凉的秋风刮过墓碑，往我的脑海吹进现代史风云。我并没有评论革命，革命本来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社会行为。它自身是个中性词，无所谓褒义和贬义。当它和枪杆子结合起来的时候，它就掌握了杀伐权，敌对的双方都可以把对方认定为反革命，从而使杀伐具有不容置疑的正义性。
　　黄花岗幸存的党人，除去早逝的，都与党国共存亡。他们后期的行为，都与共产主义不共戴天。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幸存者，后来去了右江、潮汕和井冈山，拉开决死的架势，与国民党搏斗十年。双方再度合作赶走了日本人，又决战三年。
　　党国去了台湾，七十二烈士陵园留在大陆。虽然他们是敌属，但他们没有与新政权为敌，所以还是作为旧民主革命的先驱，受到新政权的礼待。只是在文革时受到一点影响，烈士墓前的自由女神像被红卫兵毁掉了，81年在孙中山孙女孙穗芳的建议下才恢复如初。
　　叶剑英是广州起义的副总指挥，他主政广东的时候，在黄花岗旁边的红花岗，于1954年修建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幸好国府改名的时候，只改了与陵园有关的山岗，免了共产党又多费一道功夫，把名字再改回来。从此一黄一红两个山岗遥遥相对，星月辉映，成为广州著名的两大景点。
　　为创建民国而牺牲的英雄躺在右边，为推翻民国而献身的英雄躺在左边。短短一程柏油路把他们连在一起，白云在天空来来往往，投下一片多情的阴凉；还有调皮的鸟儿吱吱喳喳两边飞翔，衔来东面的枝叶，还去西面的花种。
　　其实，这些都与烈士们不相干了。
　　两个烈士陵园都静静地躺在市区中央，接受人们的凭吊和景仰。或许这里没有信仰之别，或许这里没有主义之争。两代烈士英灵有知，都会欣慰地发现他们的理想后继有人。他们钟爱的祖国已经丢掉东亚病夫的耻辱，跃身于世界强国之林。黄花岗鲜花如海，红花岗残阳如血，无不在昭示人们，珍惜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