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部《水浒传》中，充斥的是一种浓浓的血腥之气，杀伐之声。人们面对各种矛盾，似乎只有一种解决方法，那就是诉诸武力。不论当事人是良是贱，不论他们是害人者或被害者甚至是全不相干的看客，拔刀相向是他们最常见的举动。尘埃落定后，无论是受害人终究难以幸免、作恶者最终伏诛，还是旁观者顺利铲平了“大路”，事情终究是以无可弥补的残酷方式告一段落。
　　这些游离于法律之外的审判，无论它有多么充分的理由，总不可能彻底解决无处不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最常见的结果是冤冤相报，循环往复，使得一代又一代人永远笼罩在不见天日的仇恨状态和恐惧心理之中。这种状态不但扭曲了无数人的心灵，腐蚀了无数人的良知，而且使得社会始终在暴力的蹂躏下呻吟和惨叫。
　　遗憾的是，法律在众多时候总是那么苍白乏力，甚至显得有些虚伪。这种情况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由于极权统治的缘故，法律往往是操纵在一部分位高权重的人手里，人为的因素大大拉开了各阶级之间对于法律享有权的概率，从而激化了阶级矛盾。可以说，社会对于“恶”的抵制，大多数情况下都流于表面化，在自觉不自觉的潜意识里面，它对恶所起到的，实际上是各种变相的肯定、鼓励，甚至于身体力行。处于社会底层的“贱民”或是其它阶级里相互斗争中的失败者，由于享受不到法律的公正，不得不以极端措施来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保护自己的人财安全。为了增强与敌人的竞争力以及自身的抗击能力，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纠集一帮具有相近观念，相似遭遇，相同目的的人形成团伙，这就是各种帮、会、教、派、门、党、寨等黑社会性质团体的由来。
　　水泊梁山，正是这样一种性质的集团。因而其中的成员多半都有过各种犯罪纪录，血液里或多或少潜伏着一些不安分因子，具备了搅乱一方社会治安的素质。这从他们各自的种种经历事迹中都可看出。他们中有的人自身就是恶人，杀人越货无恶不作，有的人在凶残的仇杀过程中，人性中恶的方面日益彰显，膨胀，以至终于堕落成为冷酷的职业杀手。这些人最初杀人时，多少还有一定的选择性，比如为祸一方的贪官污吏，欺压良民的豪强恶霸，杀兄夺嫂的生死大仇……然而当杀戮已经成为他们今生宿命的职业后，他们杀人就不再问是非恩怨了，脑子里更是全然没有了半点法律意识。这方面的代表当数黑旋风李逵。原著第五十回中，宋江为赚曾救过自己性命的郓城县都头朱仝，令吴用等礼请其上山，因朱仝推阻不从，遂使出个釜底抽薪之计，令李逵将年止四岁的小衙内砍成肉浆，绝其归路。为招揽人才上山，竟尔做出这样惨绝人寰的事来。原书第三十九回江州劫法场一节写道：……这黑大汉直杀到江边来，身上血溅满身，自在江边杀人。晁盖便挺朴刀，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伤人！”那汉那里来听叫唤，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
　　像这样的场面，在书中俯拾皆是，惨不忍睹。不管反叛者们愿不愿意，他们只要走上了这条路，就永远不能回头了，苦海无边，回头其实也无岸。法律对于敢于公然反抗它（其实就是贵族阶级）的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社会对于有污点的群体（得到政府和群众普遍认同的）一般也是不予承认的。已经断绝了任何后路的反抗者们即使是为了求得最低生活物资的保障，也不得不采取不正当甚至于极端的手段来获得。为了生活与生命，他们明知踏上的是一条不归路，却只能义无反顾地继续向前，向前，一直向前。除了以暴力对抗社会的不公正外，他们已别无选择。要想在一个全面堕落遍地罪孽的世界生存下去，不与其保持高度的一致是无法想象的。因而无论他们的过去是怎样一种身份和面目，至此他们已经完全沦为人性恶的拥戴者和实践者。然而一个民族、一个政党或一个团伙，如果必须靠杀戮孩子来获取自己的利益，必须以残害无辜来维持自己的残喘，那么，它们也将命不久矣，因为“天下之地，唯有德者居之”，无论是历史的选择，还是人民的愿望，谁都不会让一个劣等民族、一个反动政党、一个犯罪团伙得以永远生存下去。
　　也许很多人会为他们辩护，认为他们原来都是良民，走上这条路是迫不得已，作为被害人，他们的行为即使出格也情有可原。这里先按下他们到底是不是良民不说，但一个人能因为自身受害就拥有了决定别人生死的权利了吗？他们被官僚恶霸迫害固然令人同情，但屈死于他们之手的百姓就是该死的吗？
　　以上所述的，是社会竞争中的失败者的遭遇与他们最终的姿态。那么，那些胜利者又是怎样的一种面孔呢？他们命里注定是人中龙凤，他们远离磨难与不平，他们的字典里没有屈辱与不幸，他们能体会到同处一个星球却拥有着截然不同生活的人的疾苦吗？他们能满足同是血肉之躯却承受着非人待遇的人的需求吗？中国传统文人向来信奉一种处世标尺，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种意愿虽好，但当真实践起来，却已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闭门读书时的信念，最终只能是镜花水月。
　　罪恶无处不在，诱惑见孔即入，它在人间四处游荡，像漂泊的灵魂寻找空洞的躯壳，像成熟的果实等待攀摘的双手。贪婪的盗贼和凶残的杀手肯定不是它心仪的布道者，欲望实现的多寡与人的能力强弱、官职大小和地位的高低是成正比的，因而每个时期给人类制造了最大灾难的，往往是那些操纵着人类生杀予夺大权的人，这方面最近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无疑当属二十世纪的希特勒、斯大林和东条英机。
　　我弄不明白的是，文明程度高度发达的西方人，都是上帝的子民，基督的信徒，中国虽然没有自己的宗教，却有着无数为了人类幸福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圣人，并且家家户户都把圣人的语录挂在嘴边，把圣人的造像龛于家中，为什么行起事来，却满不是那么回事了呢？
　　对于《水浒传》中的头号反面人物高俅发迹的途径与当官的目的，电视剧中表现得比较具体和清晰。
　　位高权重的高俅因踢得一脚好球，得到当时的端王（即后来的徽宗赵佶）的青睐，竟从一个无赖闲汉摇身一变而为掌管天下兵马大权的太尉，其升迁之快，远过《儒林外史》中的张好古。通过对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全面观照，可以发现，真正在朝廷中位居要职，深受皇帝或权臣宠幸的，往往并不是那些千古流芳的忠臣良将，而恰恰是些阿谀奉承之徒，欺世盗名之辈。这些人多半身怀统治者个人所需的某种特殊才能，或者是对人情了如指掌对世事洞悉入微，无不以见缝插针投机取巧为能事。他们无需学富五车却将天下玩弄于股掌之内，无需通晓兵法却能杀人于无形之中。问君何能尔，可一言以蔽之：投其（统治阶级）所好也，如高俅因善于斗鸡走狗而获徽宗青睐，和珅因长相俊美而获乾隆垂爱，均同此理。虽然科举制下的中国古代官场标榜的是量材选拔，但是当人治取代了法治，关系网络织就了社会经纬，通过种种裙带关系得以破格升任的情况就屡见不鲜了。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依托着中国特殊国情得以在历史长河中发展并壮大起来，成为永远无法消除的社会顽症。
　　身为地痞闲汉的高俅，在被王进教训了一顿后，他思忖的不是痛改前非，而是要做一个打人却不被人打的人，也即掌握住权把子。这是他想当官的真实想法和最终目的，同时也是无数中国人的想法和目的。在一个没有任何民主可言的国度，有权就能得到几乎一切想要的东西，能满足几乎所有不合理的需求，又岂止是打人而已？如果说他无端责打王进是因仇生恨，企图报复，尚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他为达到霸占林冲妻子而对其进行种种惨无人道的阴谋陷害，杀人灭口的行径，则已赤裸裸地体现出了人性之恶。
　　发迹后的高俅实现起自己的人生追求来显然是迫不及待的，甚而至于是丧心病狂的，报复王进，陷害林冲，不过是过后即忘的芝麻小事而已，与其种种打击异己，欺压良民，祸国殃民的事迹相较，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与他人性恶的迅速发酵成正比的，是他的人生价值体现得超乎想象地充分，他的政治理想实践之路越走越宽阔。由此可见，即使是在乱世，一个人要想获得幸福与安定的生活也不是不可能，前提是你能把所有的人都踩在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