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是一个呆子，也就是患有精神病的人，他的呆，是被丧心病狂的日本鬼子吓出来的。
　　他的呆也很别致，是一种文静而蕴含着修养的呆。他出门在外总是穿得整整齐齐，胡子也刮得干干净净，走路时腰杆挺得直直的，从不在外面惹是生非，他的脸上始终都洋溢着慈祥的笑容，透着一股文化人的高傲气质。即使有一些小屁孩跟在他身后嚷嚷“呆子，呆子”，他也不会恼怒，依旧是眯着眼睛温和地笑着。只要他不开口，不论谁见了，都会说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人。
　　外公没呆前，是一介书生，满腹经纶，嘴上总是离不开“之乎者也”，家里的活儿他很少去干，常常捧着一本书摇头晃脑地看着，看到高兴处就陶醉地笑，还会自言自语地说着什么。可是这“之乎者也”毕竟是没法填饱肚子的，整个家单单靠外婆一个人支撑实在是勉为其难的。为了生计，外婆开了一爿小布店，赚些小钱一家人才有了生活的来源。平时也就罢了，生意好的时候外婆一个人忙得上气不接下气，自然免不了会朝外公发一通火，所以，外公偶尔也会极不情愿地丢下手上那些泛了黄的破书，到店里来帮忙打理打理。
　　一天，店里的货不多了，小脚的外婆关上了店门喊上外公一起进城去拿货。外公虽然是一介书生，可是长得高高大大的，一米八几的个头，也有些力气，他的魁梧的身材扛上两三匹布还是不在话下的，不然外婆也不会喊上他一道去拿货的。
　　外婆在前面走，外公就不即不离地跟着后头。尽管他是难得的出门，可外面的世界并不在他的眼睛里，他依然像以前一样低着头走自己的路，嘴里在念叨着唐诗宋词李白杜甫，痴情在他的精神世界里。
　　到了城门口，外婆停下了，外公也停下了。因为他们不得不停下，那狗日的日本鬼子兵头上戴着钢盔，手里握着差不多有一人高的大枪，枪上还亮着明晃晃的刺刀，个个凶神恶煞一般，粗野地搜查着每一个进城的人。那城门的头上还垒着沙袋，架着好多机关枪！
　　外公成天懵懵懂懂地看书，忘我地沉浸在“之乎者也”里，不知道这世界已变了天，哪里见过这令人胆战心惊的架势，吓得赶紧怯怯地躲在外婆身后，嘴里自然也就不敢再“之乎者也”了。轮到检查外婆的时候，还算是顺利，外婆毕竟是见过世面的，知道怎么应付日本鬼子。放行了外婆，孤单单的外公一个人身在城门外更加地害怕。那日本鬼子嘴上“八个呀路”叫唤着，便上来用一双腌臜的手在外公的身上瞎捣鼓。外公不知道要去配合，更不知道要去点头哈腰陪笑脸。谁也不清楚是孔夫子教他这么做的，还是他骨子里就具有一股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再或者是他已经怕得不知所措了。最后，日本鬼子自然不可能在外公身上搜查出什么，狠狠地给了外公两枪托，总算是放行了。
　　外婆等来了外公，问他话，他只是木木地看外婆，也不搭理，嘴里却始终在含糊不清的嘀咕着什么。拿了货以后，他把布匹一起扛在肩上，紧紧地跟在外婆身后，似乎生怕落下半步，嘴里一直没有停止过嘀咕。
　　到家后，大家终于听清楚了外公嘴里一直在嘀咕的内容：“小日本，大日本”，大家这才意识到外公的精神出了问题，但是那个时候人们为生活所迫，不会为了无关乎生命的病情去看大夫，家里人都善良的以为，外公是被吓得一时糊涂了，过几天自然就会慢慢的好起来的。可是，事与愿违，外公就这么呆了，被狗日的日本鬼子吓唬呆了！
　　一天，外婆有急事要离开店铺一会，就照例叫外公照看一下，自己火急火燎地去了。等再回到店铺的时候，她惊呆了，也气疯了。原来，外婆刚刚离开，就有人来买布，外公就随便地说出一个非常低的价钱，那人似乎依然不满意，又还了一个更加低的价钱，外公不再言语，便把布丈量给了那人。这好消息立马就传开了，街面上的人蜂踊到店里，把店里的布匹抢“购”一空。有良心的，还丢下两三个小钱，没良心的就既顺理成章又心安理得地顺手牵羊了。外婆急得哭，急得骂，面对着依然嘻嘻傻笑的外公，外婆为自己疏忽了外公的精神状态而恼恨了许久许久。
　　外公虽然呆了不会说，但是我们知道他是多么地憎恨那些日本鬼子，他是把他们恨到了骨髓里的。
　　外公的所有衣服上，都被他自己像绣花一样，用针线缝上了大大小小的“小日本大日本”，而且他也不忌讳线的颜色，不论白线黑线红线黄线，即使是新买来的衣服也是如此。家里人都清楚他的每一针里都饱含着对日本鬼子的控诉，每一线里都浸透了他的挣扎和呐喊，所以大家都不会去指责他，默默地看着他任由他去缝。
　　我们很小的时候，睡觉的床是用三四块六尺来长的木板拼起来的，我们这里将这些木板称为铺板。有一天待家里人都出去了，外公居然不怕劳累，把一张床掀了，找出会干木工活的舅舅常常用的锯子、凿子与榔头等工具，将一块最宽最结实的铺板从中间锯成了两截。他在其中的一截上用笔墨写满了三寸见方的“小日本大日本”以及他自己的名字，之后，又用凿子榔头将这些字一个一个刻好。等到家里人回来，外公的大作已经在汗水中顺利地完成了。没办法，在责骂了一通之后，舅舅只得用木料把这两截铺板再接了起来。这一块铺板我们家后来又用了许多年，直到条件变好了一些，我们睡觉的床改成了棕绷床，这一截铺板才摇身一变成了我们家新打的衣柜面板的一部分。
　　记得没过几年，舅舅结婚了。那时虽然说经济条件仍然不是很好，可舅舅的新房里还是添置了一些新家具，其中就包括一张橘黄色的大方桌。
　　那天又是家里没有人，安生了好长时间的外公终于按捺不住，动起了这新桌子的主意。自从上回锯铺板的事情发生后，舅舅就小心翼翼地保管着自己的所有工具，不论是木工工具还是修理自行车的工具，一用完就赶紧清点清楚，并把它们锁到一个小铁柜子里，为的就是防患于未然。外公一定是找了老半天没有找到他需要的东西，但他并不笨，最后还是如愿以偿地把“小日本”三个字永远的留在了崭新的桌面上。舅舅回家后看到新房里的桌面上深深地烙出的黑乎乎的三个字，终于没有忍住，歇斯底里地朝外公吼叫了好一阵。那时候家里是用煤基烧饭烧菜的，原来，外公是用平时夹煤基的火钳在火上烧红了，硬是在桌面上一笔一画地烙出了“小日本”来。
　　外公虽呆，可是他却异常的疼爱我，我几乎是在他结实的肩膀上长大的。
　　外公每天要做一个功课，除非一整天都是大雨大雪才会被迫无奈地停止，即使是短暂的大雨大雪他也依然坚持着不会停止下来，只是稍微推迟些时间罢了。他每天早上待上班上学的都走了，家里安静了下来，街坊邻居也都各人忙各人的活去了，便会在虔诚中仔仔细细地穿戴好衣帽：头上端端正正地戴上一顶黑色的瓜皮帽，身上穿一件干干净净的长衫，下身着一条大腰的本装长裤，脚上蹬一双黑布鞋。既便是艳阳高照的三伏天，门口的小狗伸着舌头艰难地喘着粗气，他依然一定要一丝不苟地穿戴整齐，绝不会袒胸露臂赤脚爬天的，只是把长衫换成短对襟褂子罢了。他看一切准备妥当了，便会亲切地招呼我到他的面前，不经意间把我轻飘飘地放在他的肩膀上，带着我去做他的功课，接受一次又一次的熏陶。
　　我们出家门后，便沿着一条寂静的小路朝一所小学走去。这条小路之所以寂静，是因为它的两边基本上都是围墙，没有几户人家。从我们家到这所学校有好几条路可以走，想来外公是看中了它的安静、远离喧嚣与繁杂。外公一路上都是慈祥地微微笑着，并不与我说话，而我也不显得寂寞，只管尽情地欣赏一路的风景，但是他的嘴里一直在含糊不清地念叨着什么。那小学的围墙是竹篱笆的，春天的时候竹篱笆上攀着的葳蕤蔷薇艳艳地开着粉红色的花儿，煞是好看。
　　在竹篱笆的拐角处，这里更为安静，外公就站下了，把肩膀上的我调整一下。我坐在外公的肩头，往往是采取不同的姿势的，或左边或右边，也或者骑在他的双肩上。不论左右，也还有双腿放在前面与两腿一前一后侧面坐之分。这个时候，外公一定会把我调整为骑在他的双肩上，并拍打着我的小手放在他的帽子上。就这样，外公就开始了他每日功课的第一课。他挺直腰杆，拉拉衣襟，异常虔诚异常严肃地面对竹篱笆，微闭上眼睛，原先在嘴里一直念叨着的含糊不清的语言这时变得清晰了起来，声音也大了许多。“小日本大日本，小日本大日本……”他就这么不停歇地自言自语嘟嚷着，当然里面依然还夹杂着一些我不能听清楚听明白的话语。十多分钟后，外公仿佛在心里卸下了什么包袱，脸上透出一种莫名的满足，这第一课就算是结束了。离开那个地方时，外公往往会依依不舍地再瞅一眼刚刚伫立的地方，这才不甘心地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