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雨天真的蛮适合读点旧书，比如我手上捧着的老先生的未完之作，随着雨的滴答之音，打开陈梦家的《西周铜器断代》，真切感受先辈学人的认真和执着以及苦难。

　　这本书十多年前初次在苏州古旧书店看到，站在木制的书架前翻了许久，乃至姜先生看见我时笑问，在二楼看到什么喜欢的？我说了书名，又赶紧添了个后缀，其实我没看懂的。姜先生微微笑，然后说了一句很时髦的话语，你若是看明白了，那才是奇怪的。十年后我在网上淘到这书，然后跟朋友谈起这事情，朋友问我，那书真那么好，让你想了十年？我笑说，其实吧我真的看不懂陈先生写的东西，我连完篇阅读都大成问题。

　　金石于我来说不过是一种嗜好，仿佛找来一块青田石刻上的那三个字“金石癖”，仅此而已。

　　陈先生的《西周铜器断代》的下篇“西周铜器总论”，多半还在设想阶段，老天没有给他更多的时间来完成。一九四七年回国执教清华，一九五一年遭“清算‘美帝文化侵略’运动”，次年被赶出清华，发配至考古研究所，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成为史学五大右派中最年轻的一位，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第二次自杀成功，永久脱离苦海，时年仅仅五十五岁。在陈先生第一次选择安眠药自杀前，曾经对朋友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第二次陈先生选择了最古老也最实用的上吊自缢。

　　我想陈先生一定后悔当年不听费正清先生的劝导，留美继续他的学术研究。他应该后悔的！

　　二

　　台湾学人陈捷先说，《东华录》一书不是符合现代学术标准的好史书，同样蒋良骐也算不上清代一位好史家。最初看到这两条结论还是有点意外的，虽然读《东华录》时确实没有感到惊叹，但陈先生的话语倒也没有想过，毕竟《东华录》出现后，后代给予了很高的赞誉，明清史大家孟森先生还是之后治清史的学者，似乎都比较推崇《蒋录东华录》，修清史的人更是把他作为必读的书籍。

　　时间总会不露痕迹地改变着一些事情，《蒋录东华录》也走不出这样的魔咒，在清宫大内档案解密前，蒋良骐抄录的大内档案文件，自然是研究清史的重要资料，而随这些档案的陆续解密，《东华录》的价值也就自然贬值。至于蒋良骐的史家身份，原本就是后人想当然的结果，因为那个时代没这样的职业，蒋良骐本人也没想过要以史家存世。

　　《清史稿》中没有蒋良骐的小传，如今有关蒋老先生的故事都是后人考证出来的，不过蒋老先生官二代的身份还是可以确定的，因为《清史稿》里有他父亲蒋林的小传，乾隆皇帝对蒋林有一个不错的评语：“世乃有不愿久为长芦盐运使耶？”，所以治清史的人将他收录在“循吏”之中。

　　蒋良骐抄书成《东华录》，其中的原因很值得玩味，按照老先生自己的说法，平时在国史馆里工作，随手抄写书上的内容以备遗忘，又随手把抄书的纸夹带回家里，不经意间居然可以编纂出书了。这样推诿的讲辞当然不足信，原因不多就一条，把宫中档案秘密夹带回家可是犯了大逆之罪，偶然一次还可相信，都可以厚到编书了，岂是随手不注意的，显然是有意夹带。佐证也有一条，老先生百年后，他的后人为他修书和撰写墓志铭，只字不提《东华录》一书。我不太相信某些附会的推论，比如他有反清复明的心态，或者说就是想搜集些资料来丑化女真的祖辈。这位乾隆举人进士和翰林院编修，他应该没有那么大的远大抱负，之所以偷抄宫廷档案，还是文人探秘的心态在作祟，他想写一本为天下人心痒之书，而乾隆三十年重开国史馆修史，恰好给了他这个机会。

　　三

　　在一张记录台湾研究院第三次院士年会的老照片上，我意外的看到一个动作，与蒋公左右而坐的胡适之翘着二郎腿，略微侧身而向蒋公，蒋介石本人一如军人的坐姿，挺直身子目视前方双手交叉。仅此一瞬，似乎可见蒋介石与胡适间的某种微妙状态。

　　一九五三年一月十六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蒋公约我吃饭……我说了一些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我说，台湾今日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人敢批彭孟缉（时任台湾省警备司令）。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

　　胡适先生与蒋介石的关系很微妙，与其说友善，不如说蒋介石对胡适有一份尊重，出于对学问的仰慕。当然之所以是胡适，还因为胡适对民国政府以及对蒋公本人都有一份至死不渝认同。关于这点在胡适上世纪九十年代公开的日记中曾经记录。上面这则日记的日期恰在台湾“雷震案”风起云涌之际。

　　很多时间很多人都暗暗认为胡适在关键的时侯放弃了朋友，甚至抛弃出卖了朋友。似乎就是今天流行的那句话，朋友本来是拿来出卖的。老实说，这样的论断不但高估了胡适的地位，同时也高估了那位被胡适出卖的朋友，颇有点老学究自作多情的意思。也许如胡适日记里所讲，蒋公可以出资帮助胡适组建反对党，但是对于别人蒋介石是不会手软的，原因其实很简单，蒋介石清楚胡适需要的是什么。

　　雷震之所以为蒋介石收拾，不在于他的宪政思想，和“自由中国”的追求。因为《自由中国》的出现，本就是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的想法，其一是为获取美国人的好感，其二也在为退居台湾后国民党的改革做蛊惑宣传，所以最初雷震为蒋介石器重，一度被聘为国策顾问。但是之后，雷震开始改变最初的思想，以反对党自居，并主张反对党是解决一切问题关键所在。如此的言论和行为，自然触及了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底线，无论雷震是什么样的书生思维，都不再为老蒋和小蒋原谅。

　　其实胡适晚年对于改革台湾当局的思想与后期的雷震的思维是相通的，甚至可以说雷震的某些思维就来自于胡适。在美国讲学的几年中，胡适曾经写过两封信给老蒋，其中有些言辞堪称激进：

　　“民主政治必须建立在多个政党并立的基础上，而行宪四、五年来未能树立这个基础，是由于国民党未能抛弃‘党内无派、党外无党’的心理习惯……言论自由不是宪法上的一句空话，必须由政府与当国的党明白表示愿意容忍一切具体政策的批评，必须表示，无论是孙中山、蒋介石、无论是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都可以作批评的对象。”

　　但是他们最大的不同是在对于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本人的地位的认同上。胡适始终把民国政府和老蒋作为选择对象，如同他在国共和谈破裂之际到达旧金山时所讲，愿意用他的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胡适的宪政反对党之说，不过是鉴于民国政府在大陆专治而丧失国家的领导权的反思，而雷震到后期已经背离了这个大原则，他要撼动国民政府以及蒋家的地位。当雷震联络台湾本地人与青壮派成立“中国民主党”，利用本土人士在民间的声望扩张其政治号召，鼓吹地方自治以及反对老蒋第三次连任总统时，维持了十年的底线终于彻底破裂，老蒋下令逮捕，送军事法庭。

　　在军事审判前几日，老蒋和胡适有过一次深层次的谈话，按照胡适的日记记录，两人当晚谈到午夜时分。期间老蒋说了一句让胡适胆寒的话，“胡先生同我向来感情很好的。但是这一两年来，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不相信我们政府。”要接住蒋介石这话是很不容易的，更别说为雷震讨一份公道，胡适做不到。

　　雷震案宣判那天，胡适独自一人在家玩牌九“过五关”，一年之后他在中央研究院欢迎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雷震并没有在狱中死去，一九七〇年刑满出狱，次年写就《救亡图存献议》，其中有一条，将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台湾民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