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外面刮起了夏季少见的西北风，刮得是天昏地暗。闪电接着霹雷，一场暴风雨顷刻而至。文秀没有等到她的丈夫回家，心里不安，就顶着瓢泼大雨艰难的走向教育局，去寻找他的张铁。好不容易来到局收发室，门卫老李见是文秀，左顾右盼之后忙将她让进屋里，小声说：“嫂子，你是来找局长的吧？”
　　“是啊，我们家老张今天到这个时候还没有回家，我很不放心，所以来局里看看他在忙啥，接他回家。”
　　老李流着眼泪说：“嫂子啊，张局长今天被一帮人给带走了，具体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不过，嫂子你也不要着急上火，局长是好人，等他们弄清楚情况应该很快就会放他回家的。你也赶紧回家吧，这么黑的天，你要注意安全啊。”
　　“谢谢你啊，老李，既然他不在局里，那我就回去了，我回家去等他。”
　　文秀跌跌撞撞的回到了家。这一夜她没有合眼，坐在炕上等待着。最终，她没有等到他的张铁回家，只有一阵紧似一阵的凄风苦雨伴着她低声哭泣。第二天，第三天过去了，文秀依然没有得到有关张铁下落的任何消息。她整日茶饭不思，闷闷不语，以泪洗面。
　　这天，文秀的那个领导又找文秀做她的思想工作。“刘文秀，给你几天时间了，你考虑的怎么样了呀？如果你再顽固不化，我们就开除你！”
　　压抑在文秀心中的愤怒，此时再也按捺不住，终于像火山一样喷发了。“告诉你，我早就想好了，我的张铁是好人，是好人，他不是右派，让我同他离婚，你们休想，我就是死也要和他死在一起。”
　　“张铁！张铁！你在哪儿？我给你唱一段你最爱听的评剧，你就回来好吗？哈哈！哈哈！”
　　文秀冲出了领导办公室，跑向街头。“张铁！张铁！你快点回家啊！快点回家！”
　　这以后，小县城街道上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穿戴整齐的女人自言自语、默默呼唤：“张铁，快回家。张铁，快点回家！”有的时候会看到她站在高高的石阶上唱着：“秋季里天高气转凉，登高赏月过重阳……”
　　八
　　一九五八年初春，“右派分子”张铁被遣送到偏远的“小裕沟”，接受触及他灵魂深处的思想改造，同行的还有他那个至死也不会分开的女人——刘文秀，到如今他们在这个偏僻的小山沟里已经生活了将近二十年。
　　张铁刚刚被遣送到小裕沟的时候，每天早上去生产队出工劳动，总是要和“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们排队而行，每个人的上衣口袋位置都缝着一块白布，上面用墨汁书写着各自的身份类型，行走途中，不时的还要喊上几句：“你也跑不了，我也跑不了，你和我，一个也跑不了！”
　　后来时间一长，村里人慢慢地了解到张铁从小就参加红军，出生入死的光荣历史，也知道了文秀的革命经历，背地里人们开始同情张铁，佩服文秀。队长也是明里暗里的帮助张铁，给他安排的活常常要比其他“黑五类”干的活轻松些。还有的老乡不顾政治风险，大胆的去到张铁家串门，听他讲述那些悲壮的战斗故事。一些女人们也会经常坐在张铁家的炕头上，同文秀老人唠家常，聊一些关于老人年轻时在前线冒着枪林弹雨为行军战士鼓舞士气，战役报捷时给军民精彩演出的愉快话题，听她眉飞色舞的讲述他们的爱情故事。女人们用自己的方式，想方设法让老人家开心，打开老人那个沉重的心结。
　　张铁担心老乡们因为经常接触自己这个“黑五类”家庭，会让他们受到政治上的牵连，遭受到迫害，所以有时就会找些借口拒绝来人。
　　但是，老百姓眼中的张铁绝不是“右派分子”，而是一个和蔼可亲可敬的老人，愈加亲近两位老人。文秀老人在大家的关爱下，精神状况也有了明显的好转，她竟奇迹般的同正常人一样可以参加生产劳动，做家务。她也可以同大家一起谈笑风生，人们似乎忘记了这位老人是个精神失常的人。
　　我在山路上与老人的偶然相遇，恰恰是那天下午，不知道她是从哪里听到的消息，还是突然间在她脑海中出现了幻觉，使她再一次神经错乱，她低声哭泣着、口中不住的默念：“他不是右派分子，你们不能打他，你们不能给他戴高帽！不能啊！”便说便穿戴上她的行头，独自一个人神情恍惚的跑出了家门。
　　我陪着她一起下山，又被刘三叔送回家以后，她逐渐的恢复了意识。她告诉老伴，她很想认下我，做她的孙子。原来，两位老人结婚后也曾生育一子，但当孩子长到三岁时，却染上了“霍乱”，由于战时缺医少药，文秀又随军征战，结果孩子不治夭亡。文秀曾因丧子之痛而悲痛欲绝，但坚强的她很快便走出阴影，全身心投入到解放战争事业中，此后再未养育子女。
　　自从上次老人领着我认门后，她会经常到青年点里来看望我，给我送些她亲手做的好吃的东西。哪怕是家里难得的包一次饺子，老人也要步行几里地给我送一些过来，我在她的眼中俨然是个宝贝。青年点的同龄人看到老人如此疼爱我，难免流露出几分妒忌。当然，我也是一有时间就会跑到老人家里，帮助老人们做些力所能及的活计，每当这时老人总是眉开眼笑，高兴得合不拢嘴。
　　一九七九年当过三年下乡知青的我离开了农村那个广阔天地，离开了爱着我的文秀老人，“连窝兜”回到了城里，成为一名工人。一九八零年，党中央为那些曾经被错化成右派的五十五万人平反，张铁戴了二十几年的“右派分子”帽子终于被摘掉。据说，那一天文秀老人欣喜万分，又一次着装打扮，为老伴张铁深情的演唱了一段评剧《花为媒》。
　　返城后我也曾多次去乡下看望过年事已高的两位老人，给他们买些食品。但直到一九八二年文秀老人去世，我也未曾开口叫过她一声“奶奶”，没有能够满足老人简单而又质朴的心愿，这也成了我一生的遗憾。
　　时至今日我仍然为此而惴惴不安，内心深感懊悔，常常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