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二月里的一个细雨霏霏的拂晓，我启程去成都会友。
　　从位于秦岭北麓的西安古城市区驱车南行，借着宛如珠链似的路灯微黄的光影，着实先领略了一番“天街小雨润如酥”的惬意。待行至郊外，天色已亮，春雨乍收，周围景色已是“草色遥看近却无”了。
　　春风正温暖着家乡这片冬眠初醒的皇天后土，想必翻过云雾缭绕的巍峨秦岭，南方那边或已是“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了。
　　路阔车稀，轻车飞驶，爱车对着突兀而起的如屏山脉一头钻去。
　　拐入涝峪山口时突然想起，三十多年前改革开放初恢复高考，我也不正是在这“草树知春不久归”的季节去成都求学的吗？我与阵痛后正变革中的祖国不也有如行至这山川交界，都处在一个里程碑式的转折点吗？
　　家乡有句老话：“老不远游，少不入川。”
　　“少不入川”意指四川盆地不但物产丰饶生活富足且人丁兴旺美女如云。做父母的多担心少壮孩儿一旦“入川”之后，会把握不住年轻浮躁之心而乐蜀不归，最终弄个“少小离家老大回，故亲已疏徒伤悲”的凄凉境地。
　　“老不远游”则是指人老了就不应远离故土，尤其不要去“入川”。旧时蜀道之险犹上青天，只怕是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最终落个客死他乡魂牵故里的凄惨下场。
　　将我三十多年前的“少入川”到今天的“老远游”联想在一起，还真有点“冒天下大不违”的感觉，不禁摇头暗自哑言失笑。
　　笑的是人生之路一般都是左右平面修正，而我的人生之路关键一步却犹如从上向下翻了个立体斤头。直到如今，我仍对那位脾气倔强且阴差阳错地将我的招生档案提走的母校招生老师有些耿耿于怀。
　　就是他在招生工作中忙得头晕眼花，硬把我报的本职工作“探空专业”（高空气象探测）看成了“探工专业”（探矿工程）。就这一字之差便把我从天上抛到了地下，注意：是地下。由此便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要知道那时我的梦想是做一名竺可桢式的气象大师。
　　却没想到一代宗师竺可桢也是知名地理学大师，我可能是崇拜过度了，命运便让我先从地下学起再往天上学吧，先打好这地下基础功夫。
　　不过想来也是，在当时匆忙的连章法都未建全的招生工作，我的那份中国人生证明，不知记载着我何等“功过”的薄薄档案怎禁得住众多学院争抢生源的老师们如此撕扯。
　　记得初次看到四指宽的入学通知书（那时节俭，通知书像张请假条）直发愣，“成都”二字认得，虽有点吃惊但也是座省会城市。“地质学院”也知晓，就是教你如何终生与地奋斗的地方，唯有探工专业却不知所云，问遍亲朋好友也无人明白，那时没有网络且又笨得不知到何方去查。
　　在去得去不得之间犹豫再三后，最终还是选择了“罢了”。既然命运如此，何必在乎入地与上天。遂凭入学通知书买了张七元八角的半价火车票，收拾好行装便踏上入川求学之旅。
　　绿皮火车先是“上山”（翻越秦岭）后又“下乡”（进入川西平原），哐里哐当走走停停如牛车似地一路来到天府之国“首府”成都。
　　在此之前，我对成都这座美丽的城市的印象仅限于诗圣杜甫的一首诗：“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这首堪称千古风景佳对的唐诗还是在“全国山河一片红”时父亲悄悄教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它让我对成都平原秀丽的景色总是充满遐想。
　　不管当时心情如何，对于蓉城成都，我从当时的“少”一直到现在的“老”，都认为她是一座优雅的城市，不管别人是如何评价。
　　然而踏进校门之后，整个身心便立刻陷入到繁重的学业之中，其它事物均无暇顾及。
　　母校的老师们犹如一头头多日未挤奶而憋得哞哞叫的大奶牛，恨不得一夜之间将其满腹经纶灌输与你；自己则恨不得将校园正中的那偌大图书馆囫囵吞进，立成国家栋梁之才。
　　不管那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原意如何，被学习弄得浑浑噩噩的我，在校时很少去校外游玩或出去旅游，基本都游走于宿舍，食堂，教室三点一线之间。
　　在成都度过四年光阴，我对这座历史名城的文化历史风土人情却鲜有探寻，亲身印证了那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最初，我对成都的粗浅印象就是城市方位不正。城如八卦，街道窄短且多为丁字路口。这对自小就习惯了以东南西北定方向的我来说极为不适。回回进城，次次迷路。
　　每次问路，指路的成都人无论男女老幼均热情非凡，回答你时均是先打标准统一手势，说的都是标准地方用语：“倒左手，倒右手，再倒右手，再倒左手……抵拢倒拐！”弄得我一路倒来倒去仍是蒙头转向如行云里雾中，越倒越出错，硬是死活找不到该去之处。
　　当时我认为：在成都，问题的“轻重”可暂时不予理会，但“左右”必须分明。因此，我对当时针对改革开放推行的一些革命性方针政策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开展的那场全国大争论，印象极为深刻，这都是得益于我当时切身体验到许多次的“左右”之分。
　　依我看，在成都，走“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天大问题最多位居第二，“左右”问题必须名列第一。否则，你将有家难回并有可能变成“无证盲流”。
　　第二深刻印象就是成都天气的冷热。
　　对成都夏天的“热”和冬天的“冷”的印象至今仍历历在目.
　　实际上，成都气候宜人并无严冬酷暑。只是我们这些从北方而来的学子一时不习惯或不适应成都那种湿漉漉的空气。天热时总觉得有汗冒不出，憋得喘不过气，人和物都湿漉漉潮乎乎的。冬季又阴冷刺骨，主要是当时学校没有取暖之地，人躲到宿舍里的感觉比在室外还要阴冷。
　　夏日里的傍晚，一大群同学挤在宿舍楼的洗漱间里，用自来水爽快地擦着汗露露的身子并尽情地欢闹，使我们暂时忘却了学习的辛劳。天冷时，母校著名的“火娃”仍着短衣短裤，而穿着军大衣的我，手指上却长满了冻疮。我在北方冬天从来没有生过冻疮，但到了成都，整天捏钢笔的手指头有两年几乎变成了胡萝卜。那滋味，不仅是刺骨的痛，而且还有更难以忍受的钻心地痒，整的我寝食难安。
　　读大一大二时，当竺可桢式的专家念头仍未打消。我常利用星期天去成都气象学院的一位教授家里，请他给我补习那令我难以舍弃的气象专业课程。教授家就住在杜甫草堂附近。
　　成都四季皆绿，每座公园都郁郁葱葱。每次从教授家里出来，不管天色早晚我都要去草堂里走走，一是为了巩固刚学的气象知识，再就是为了领略杜甫草堂的鸟语花香和杜甫大师的博大情怀。
　　每入草堂，必想起那句“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虽说这是诗圣杜甫用来描写武侯祠之景的，但在我眼里，杜甫若用这条佳句来形容自己的“豪宅”或许更为贴切。
　　虽园中那顶孤零零的草堂茅屋一看便是当代人的临摹仿建，但杜甫那“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肺腑之言，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名师大家胸怀每每触动着我的心扉。直到现在我还认为，杜甫的这种情操不止是对年轻学子的一种激励，更是对当代人们普遍存在着的“浮躁”心理的一剂清醒良方。
　　印象深刻的还有成都人的喜坐茶馆的习惯。
　　成都人去喝茶，其最主要目的不是去品茶或解渴，而是将茶馆作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休闲和社交场所。
　　入学前，我曾在北京前门喝过几次令北京人大为自豪的大碗茶。先交上二分零钱，面前便会落下一只大碗，紧接着一瓢或温或烫的绿色茶水便被劈头盖脑地浇入碗中。
　　几张没有上漆的笨重木桌，两排做工粗糙的杂木矮凳。饮茶之人或站或坐或蹲，几口喝完嘴巴一抹再拔腿各奔西东。来喝大碗茶的人多为解渴，很少有人闲坐。